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亚投行的成功，验证了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能力。这个外交能力，从亚投行筹建、开业实践来看，至少包括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准确进行全球议程设置的能力；二是准确进行自身目标设定的能力；三是准确关注到成员经济体的利益；四是准确进行包容沟通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中国全球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中国应不断巩固与扩大的能力。

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如何改善这个议题，影响面宽、问题严重，手段不足、效果深远而冲突性弱。一是影响面宽。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拥有全球近一半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二是问题严重。亚洲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建设严重不足。三是手段不足。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仅相当于亚洲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的1/40～1/30。四是效果深远。通过设立亚投行，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五是冲突性弱。基础设施领域是受政治影响相对较少的领域。成立亚投行，专注于这个议题，相比较其他全球或区域性议题来说，具有更大的关注度、更正面的外部性。中国是亚洲一员，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大国身份、亚洲区域设施这个全球议题与中国的大国身份也极其匹配。

大国经济外交，应将影响力置于竞争力之前。如果专注于竞争力，势必就制造更多的竞争者。而将影响力置前，兼顾长远的竞争力，则可能通过让渡竞争力的方式让对方获益，赢得合作。以印度为例来说，在2002~2010年期间，印度经历了一波投资热潮，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例从2002年的2%到了2010年的8%。2010年后，私人部门退出了基建投资，基建投资与GDP的比例也随之下降。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30%，将有数亿人口面临城市化。在亚洲区域范围内，印度向来与中国有合作，但更有竞争。亚投行确定的投资重点是交通、能源、城市、农村等方向，这都是印度等亚洲国家所急需的。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但亚投行成立后，中方表示，倡建亚投行的首要目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国内项目，并指出这一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家较多。明确承诺暂不申请从亚投行贷款，这种姿态就将竞争最小化，体现了中国作为发起国对于机构影响力的长远追求。

大国经济外交，实用主义是基础，因此对于成员国（经济体）利益的关注，是多边机构得以发起、创立并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俄罗斯“脱欧入亚”，以域内身份加入亚投行，就是希望能让俄罗斯亚洲落后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资金来源。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及最大海外投资国。韩国主流媒体《中央日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从国家利益的层面考虑，我们没有理由不加入，因此韩国不理会美国的阻止，选择加入亚投行。德国参与欧亚大陆大型实体经济投资建设项目，这对于德国提高劳动生产率、走出经济增长缓慢现状，是一条重要的出路。未来，亚投行的成功离不开股东的支持，股东的支持力度又折射出这些利益的满足程度。当然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程度是其中重要方面。

大国经济外交，包容与沟通是基本的手段。亚投行在发起动议后，共举办了八次谈判代表会议。2015年11月3~4日，第八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审议了亚投行2016年业务规划及预算、公共信息临时政策、环境与社会框架、开业准备等一系列文件草案，扫平了成立亚投行一切障碍。亚投行的发起、筹建与成立，一直比较正面，这与多次、多类谈判沟通，持续公开各阶段、各方面谈判进展都有极大的关系。

亚投行成立，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比如日、美并未加入亚投行，这可能会影响到对亚投行的评级。未来，关于“中国独大”“挑战现有秩序”，指责中国搞“战略算计”“不够透明”等等言论，还会以新的概念出现。如何应对这些，亚投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美国是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因此世行、国际货币组织体现了美国的治理能力。亚投行亦然，它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亚投行的成长，就是中国的成长。